李永祜

• 1: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

摘要(Abstract)：

水浒故事最早在艺人的口头讲说中,被称为"宋江",在元代前期经施耐庵"集撰"成书后,被称为"施耐庵的本",此两名称实为一书。文徵明据此而成的手抄本,被张丑命名为"古本《水浒传》"。此"古本"带有宋元话本的体制特征,它与高儒著录的《忠义水浒传》及嘉万之际通行本《水浒传》均有区别。明人的笼统记述给后人造成困扰。

关键词(KeyWords)： 《宋江》;《施耐庵的本》;古本《水浒传》;版本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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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(Author): 李永祜

DOI: 10.16393/j.cnki.37-1436/z.2018.03.002

参考文献(References)：

• [1]萧相恺、苗怀明.《水浒传》成书于嘉靖说辩证——与石昌渝先生商榷[J].文学遗产,2007(5):77-88.
• [2]石昌渝.《水浒传》成书年代问题再答客难[J].文学遗产,2007(5):91.
• [3]郎瑛.七修类稿·三国宋江演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:352-353.
• [4]胡应麟.少室山房笔丛·庄岳委谈(下)[M].上海:上海书店,2001:436.
• [5]李贽.焚书(卷三)·忠义水浒传序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1:108.
• [6]周亮工.因树屋书影(卷一)[M].上海: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:15.
• (1)王齐洲先生在其《论〈水浒传〉的早期传播---以张丑著录文徵明小楷古本〈水浒传〉为中心》一文(载四川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0年第三期)中称:“在未能弄清文徵明精抄古本水浒传的特征之前,就认为其与百回本水浒传‘并不是一回事’,也多少有些武断。”换句话说就是,在弄清以前,不能否定两者“是一回事”。所以,作者在行文中提到文氏抄写时,有时加上“古本”二字,更多的时候则径称“水浒传”三字,将二者视同一书。
• (2)在本文前引石昌渝先生的文章中,他提出“在元代以后,各种‘古本’、‘旧本’、‘原本’之说,纷然而起,拙文……特别举出万历年间吴从先《小窗自纪》卷三提到一个‘古本《水浒传》’”。但吴从先的这部著作卷三中,三处提到《水浒传》,却根本就未有“古本”两字,其他两卷也未有“古本《水浒传》”的字样,不知石先生根据何在?
• (3)此问题的详细考证,可参见拙作《〈大宋宣和遗事〉的史料价值及问世年代探考》,已收入本人新书《水浒考论集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,2015年版。
• (4)嘉靖、万历时人高濂《遵生八笺》卷六《山居听人说书》记述:“老人畏寒,不涉世故,时向山居。背曝茅檐,看梅初放。邻友善谈,灸稵共食,令说《宋江》最妙数回。欢然抚掌,不觉日暮。”另,同时人胡应麟《少室山房集》卷七十五记述:“歌者屡召不至,汪生发狂,据高座剧谈《水浒传》,奚童弹筝佐之,四席并倾。余赋一绝赏之:‘琥珀葡萄白玉缸,巫山红袖隔纱窗。不知谁发汪伦兴,象板牙筹说《宋江》。’”
• (5)明末清初张岱,记说书人柳敬亭讲武松打虎,强调“与本传大异”,但又未称其是讲说《宋江》。同时人周亮工编选的《赖古堂尺牍》(康熙六年刻本)载有李焕章之文,称当时说书人为“水浒人”;又称“吴人柳敬亭说《水浒》名世。”亦未称其说“宋江”。可证,在明末清初时,无论说“与本传大异”的《宋江》,还是说通行本的《水浒传》,俱已通称“说《水浒》”。
• (6)见李永祜《施耐庵和罗贯中对《水浒传》成书的贡献》一文,载《菏泽学院学报》2001年第四期。此文已收入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本人论文集《水浒考论集》中。
• (7)见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附录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中《宋人之“说话”及其影响·二〈水浒传〉》一文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92页。
• (8)文徵明三十六岁时,为弘治最后一年(1505)。
• (9)今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38册《古本董解元西厢记》(八卷本),附载有文徵明的好友杨循吉,于正德十二年(1520)得到《董解元西厢记》一书所作的题跋,并载有嘉靖三十六年(1557)张雄飞的《古本西厢记序》。序中首先开宗明义阐释了此书最主要的价值:“西厢记者,金董解元所著,辞最古雅,为后世北曲之祖。迨元关汉卿、王实甫诸名家作者,莫不宗焉。”于是,张雄飞在书名前加以“古本”二字。近代学者认定,董西厢约成书于金章宗年间(1168-1208),则距张雄飞作序加“古本”两字时,已三百余年。张丑著录“古本《水浒传》”约在万历后期,距此书成书也已三百年以上。张丑将《宋江》改称《水浒传》并以“古本”二字相加,命名为《古本水浒传》。可见,当时人对“古本”概念时限的认知是比较一致的。
• (10)近代学者胡适,最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在其《致语考》一文(见《中国章回小说考证·水浒传考证附录》,1979年上海书店印行)中,对“致语”作了初步考证。笔者与竺青先生在《文学遗产》1997年第五期发表的《〈水浒传〉祖本及“郭武定本”问题新议》一文中,对此问题也做了新的简要的考证、辨析。此文已收入笔者新书《水浒考论集》。
• (11)参见注释(6)所引笔者《施耐庵和罗贯中对〈水浒传〉成书的贡献》一文。
• (12)明代钱希言和汪道昆等人,对《宋江》与高儒著录本《水浒传》的关系,与嘉万之际通行本《水浒传》的关系,在表述上一直含混不清。上引钱希言《戏瑕》的材料中,将有“摊头”的《宋江》与“逐回”有“请客……德胜利市头回”的《水浒传》相提并列。实际上两者是同一作品,即《施耐庵的本》。但由于他没用此名称,也未用《古本水浒传》之名,更未明确交代所说的《水浒传》并非指高儒著录的《忠义水浒传》,也并非指当时通行的百回本《水浒传》,这就令人混淆不清,难以辨别。同样,汪道昆在《水浒传序》中称“此书共一百回,各以妖异语引于其首,以为之艳”。这应该是指仍保留了部分宋元小说体制特征的、高儒著录的《忠义水浒传》。但他亦仅用《水浒传》三字带过,而不交代清楚,致使读者误以为系指当时通行的百回本《水浒传》而言。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,长期为这些表述所困扰,纠结不清。笔者本人也是近年才了然于心。